大学教授痛批文科 凸显中国高教之殇
大学教授痛批文科凸显中国高教之殇
网名为“太蔟”的一名大学教授称：一位朋友的女儿学文科，高考分报人大可选个好专业，报北大只能选个差专业。这姑娘不知怎么着了魔，最终还是选了报北大历史系。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我之所以不建议她学历史专业，是因为文史哲是文不聪的渊薮，从那里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
此语既出，旋即引来众多网友的拍砖，而“挺文派”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他们觉得，并非说学理科就一定会好，学文科就是“傻妞”，一般都需要看学生的个人爱好与人生选择，“太蔟”的态度，只能说他有“专业歧视”。而“挺理派”则明确表示，“哲学专业的招生难和就业难，其实已经诠释了这是个不再需要哲学的时代”，故而双方一时争执不下，似有不分伯仲之势。好在，对此持“这个世界上文理皆不能少”观点的网友还大有人在。不少网友还是希望，人们在看待文理科时，不要有所谓的“文不聪”或者“理不慧”的偏颇观点，而是要看到文理科有很多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方面。愚以为，这才是理性面对这场发生在中国高教界长期争论不休论战应有的正确态度。实际上，如同鸟之两翼一样，文理缺一不可。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早已证明了这个道理。
比如，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可以说是“文聪理慧”集大成者的其中优秀代表。他不仅因为发明地动仪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地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由于他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又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达·芬奇，他不仅以《最后的晚餐》这幅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画，《蒙娜丽莎》这幅世界上最伟大的肖像画而使其永垂青史，而且他还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如，生于德国莱比锡城的布莱尼兹，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是微积分的开创者，不仅创造了许多数学符号使微积分便于运算，至今在世界各国通用，是著名的数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哲学家，被誉为改变欧洲思想界的伟人。然而可悲的是，由于他后来忙于研究王族的高贵血统而献媚官场，结果在科学上再无建树。再如，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学森，既有“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等等称谓，获得过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同时钱老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还是一位国学造诣很深的大方之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说明，大学教授痛批文科之所以再次引发一场不小的舆论口水之战，愚以为其主要原因，还是源于中国高等教育多年的应试教育等积弊使然，这也正是令人震撼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深层诟病所在，故而“钱学森之问”也引起了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不可否认，试图让考生成为文理双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有些苛刻，也不太现实，但在多年一贯制的高考指挥棒影响下，人为地将本来属于密不可分的文理截然分开，看上去好像为考生减轻了负担，但实际上违背了人才成长的规律。长此以往，怎么可能培养出诸如张衡、达芬奇、布莱尼兹、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何年何月才能得以破解？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中国教育发展最大的危险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而“祸端”正是自高二开始的文理分科制度。其次，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不仅如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理分科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大学的校长、专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赞成，但是它就这么长期搞下来了。由于文理分科，我们的文科学生上大学，要上点理工科的课程很难。”著名教育家杨叔子院士亦认为：“文理分科对培养学生的素质并不好，应该主张文理兼修。”当然，“文理兼修”就目前的高考制度而言，对于考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不利于人尽其才，不利于个性化培养。然而话说回来，目前之所以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其根源还是来自应试教育，来自大学的选拔方法和教育培养模式，大大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板子绝对不能打在学生的屁股上，更不能嗔怪如今的学生是“九斤老太”。
为此，笔者在想：中国不是动辄与“国际接轨”吗？中国高等教育的路子为何越走越窄？愚以为这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之处。美国的高考只分语言文学、数学（sat联考）和科学三种科目，虽然考得少，但考得很全面，学生各方面的素质都能考察到，不存在文理科的问题，学生进入高校后才逐渐向不同专业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考生怎能不累？中国的高校又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更何况，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还在于大学校园已经被异化为官场的延伸，成了官本位的后花园，而不再是严谨治学、兼容并包等具有大学精神的圣洁之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在杭州召开的一个高等教育论坛上直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可是反观官场这些所谓的博士群体，又有几人不被酒色掏空，能够安下心来去做学问？又有多少诸如“论文博士”等等水货？由此可见，由大学教授痛批文科而遭拍砖看似正常实则非常滑稽可笑的怪诞现象背后，折射的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如果以跳出庐山的视野看待“挺文派”与“挺理派”这场貌似各有道理的口水大战，倒让笔者想起了影片《生死格斗》，格斗双方都没错，错就错在《生死格斗》的设计者，即存在种种弊端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以及这种体制机制下的选拔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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